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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纪录片《千年书法》1—4集解说词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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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书法》从晋到清跨度为1500年。

央视纪录片《千年书法》1—4集(合集配《千年书法》解说词)


《千年书法》


中国书法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在黑与白、点和线的千变万化中完成人的精神创造和情感宣泄,它所表现的精神内涵是与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作为华夏子孙,我们都应该为拥有这宝贵、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发展历史的缩影。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态……绵延三千多年的书法史,“书以载道”一说,名至实归。

央视纪录片《千年书法》的拍摄历时两年,通过大量的走访和匠心的制作,给许多的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一条充分了解书法的渠道,本片将五千年的书法文明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选取每个时代的代表书家进行剖析,让更多人了解每个时代的书法面貌,展现丰富多彩的中国书法世界。


《千年书法》 第1集 -《翰墨精神》



2003年4月,上海博物馆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在期盼和等待着,他们甚至有些焦灼和激动,因为他们将要迎接的是一件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艺术瑰宝。


其实,这件令人牵挂不舍的稀世之宝仅仅是几卷薄薄的纸,纸上也仅仅是我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中国文字,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淳化阁帖》。《淳化阁帖》是北宋淳化三年“奉旨”刻制的集帖。它将历代宫藏的书法作品,特别是 “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法帖,集中镌刻,拓印成集。


央视纪录片《千年书法》1—4集(合集配《千年书法》解说词)


《淳化阁帖》又名《淳化秘阁法帖》


可以说,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的创立,最初都是为了记录语言。但是,纵观大千世界,在流传下来的这么多种文字当中惟有汉字兼具了实用和审美的功效,衍生出了独具魅力的书法艺术,这其中除了历代书家们的笔墨功夫外,和汉字本身的特点是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呢?


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中国青铜器就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几乎是在青铜器产生的同时,一种兼有纪实和装饰作用的文字出现在了钟鼎之上。这种青铜钟鼎之上的文字,被后人称为“钟鼎文”。古人把青铜称作“金”,因此这种文字又被称为“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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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书法


清代书法家李瑞清曾说:“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认为临摹毛公鼎铭文字体,是学习书法必不可缺的一课。


钟鼎文已经非常久远了,但是它依然算不上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些线条后来被证实是中国可以辨识的最为古老的文字体系。由于这种文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之上的,后人便把它称作“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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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拓片


公元前22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剿灭了六国,结束了长期的诸侯割据局面,第一次统一了中国。当时秦国通用的文字书体有八种之多,秦始皇下令“书同文”,要求在全国使用统一的文字。丞相李斯在大篆的基础之上删繁就简,制定出一种比大篆更加简洁规范的文字,这就是小篆。秦始皇把小篆定为标准字体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用。李斯也因此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第一位留下了姓名的书法家。


沿着古中国文字的发展脉络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传统书法的体例被依次划分为真草隶篆,其中的篆书就包括大篆和小篆两种书体。既然作为汉文字源头的甲骨文和钟鼎文都被划属大篆书体的范畴之内。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推断,得出这样的结论呢:那些刻在甲骨和钟鼎上的文字正是中国书法的开山之作。或者说,中国书法的产生就是伴随着古代文字的产生而同步出现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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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篆


尽管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观点,但是不可否认:在中国书法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甲骨文、钟鼎文是迈出的第一步,当之无愧地是中国书法长河的“三江之源”。


在秦朝通行小篆的同时,隶书在社会下层悄然而生。到了汉代,隶书取代了小篆,上升为主要通行字体。隶书的出现是中国文字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它使汉字告别了已经使用三千多年的古文字,彻底摆脱了古文字那种象形的特点,所以汉代人称隶书为“今文”。


到了汉代末期,隶书向正书、行书、草书三个不同的方向演变,形成了中国书法最主要的三种书体,这就是文字史也就是书法史上著名的“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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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隶《乙瑛碑》


如果说汉字自身的逐渐演变为中国书法展开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那么书法工具的逐步完善无疑又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清代的刘熙载在他的《艺概·书概》中这样写到:“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一管柔毫、一张宣纸,就可以把人的精神性情清晰而又千差万别地体现在笔下的点线之中。以最简单的工具,直接的把握物我之真,万象之美。“天地万物之变动,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原来,书法艺术和书写者的人格性情就是这样紧镶密嵌地成为浑圆的一体——艺术成为人的具体意义和生动展示,人格性情成为艺术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这或许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答案。


带着这样的思索,让我们重新回到浩瀚的书法历史中去求证、去发现那沉寂千年的墨迹纸张背后灵动着的一副副鲜活的生命形象吧。

东晋有一个风俗,在每年阴历的三月初三,人们都要到郊外的水边踏青郊游,以消灾避祸。他们把这种活动叫做“修褉”(xie 四声)。永和九年的三月三日,王羲之约了一些文人朋友共四十一位,到兰亭溪边饮酒游戏,即兴赋诗。大家把这些诗作汇集起来,公推王羲之为诗集作一篇序文。《兰亭序》就是王羲之为这个诗集写的序文手稿。《兰亭序》叙写了兰亭雅集的盛况,抒发人生的种种感慨,文笔隽爽流畅,洒脱无拘。而王羲之的书作将晋人的精神风貌和气质神韵抒发得淋漓尽致。恐怕连王羲之也没有料到,他即兴写下的这篇《兰亭序》竟然得以“天下第一行书”而风流千古。


王羲之所代表的魏晋书法以洒脱飘逸的风采得到了人们的喜爱,而唐代书法则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征服了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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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阁帖》王羲之法书局部


草书是最为简便快捷的一种书体,它只保留了汉字的梗概,书写起来草率急就。草书到了唐代的张旭手里,犹嫌草得不够,于是就创立了狂草。狂草最为肆意放纵,草到了极致。张旭的草书蓦地而来、飘然而去,令人眼花缭乱的飞腾作势,心手两忘地抒发心中的激昂慷慨,展示了他傲视一切的胸襟。诗圣杜甫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下笔落纸如云烟”。三杯酒下肚,在王公大臣面前脱帽露顶,用这种不拘礼法的狂态来面对生活,用这种微醺的狂态来创作草书,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大诗人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那种张扬个性。

谈到唐代书法,还有一位对后世书法影响极为深远的书家,他叫颜真卿。颜真卿的家族一门显儒,诗礼传家。作为儒家经典著作的《颜氏家训》就是出自颜真卿的祖上一代名儒颜之推。颜真卿中年的时候遇上了“安史之乱”,在河北二十四郡俱已沦陷,大唐江山岌岌可危之际,平原太守颜真卿率先起兵,举起讨逆大旗,在“安史之乱”中,颜真卿一家有三十多个亲属在战乱中殉国,其中他的堂兄常山太守颜杲卿(杲go)和堂侄颜季明的牺牲最为壮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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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祭侄文稿》局部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颜真卿满怀悲伤地设酒祭奠死难的亲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那片震烁古今的《祭侄稿》。颜真卿用喷涌而出的激情,把原本一篇普普通通的祭奠文字写得这样奇崛雄健、浩气充塞,达到了超神入圣的境界,以至《祭侄稿》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忠义节烈,舍生取义,他的书法也一如忠臣烈士,庙堂之气十足。书法本身是极具象征性的,看到颜体楷书,自然使人联想到中国历史上象颜真卿这一类的忠臣良将。后人评价说颜体楷书正像“关羽坐帐,正气逼人”。国人的视觉联想竟是如此丰富,居然把方块字和人物的形象联系起来。三国时期蜀汉大将军关羽,之所以能与孔夫子并称为“文武二圣”,就是因为在关羽身上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孟子说: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千百年来,在孔孟儒学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崇尚忠臣义士、道义节操的传统文化。关羽是忠义楷模、仁勇化身,这和颜真卿的满门忠烈、舍生取义是一脉相承的。颜真卿堂堂正正的楷书和关公那种威武不屈的意象叠加起来,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就这样在一个个的方块字上显现出来了。

这是黄道周在狱中写下的诗卷,字里行间那一横一竖可以看出他在书写时的心境竟是如此的坦然从容,他一笔不苟地写着,看不出丝毫的胆怯和慌乱,人们从诗卷墨迹中感受到的只是凛然气节和心灵震撼。临刑前,黄道周破指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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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周行草书法《自书诗卷》局部


无论是官居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无论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只要是中国传统文人,手中都握着这幅笔墨,笔墨间流淌的不仅仅是百折千回形态各异的中国文字,更体现了一种千百年来磨砺而成的文人性格以及生命状态。中国书法的走向一直受到传统文化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而决定中国书法基本风貌的首先是儒家思想。“书以明道”,这个“道”就是儒家学说中的伦理规范。

明代著名思想家、书法家傅山作诗告诫他的子孙,“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未习鲁公书,先观鲁公诂。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他提出的“作字先作人”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背离了周礼儒学,那么做人就是立不住脚的,这样的人写出字来也必然流露出一种“小人之态”,而这种低俗仅仅靠笔墨技巧是无法补救的。傅山告诉他的孩子们,在学习颜真卿书法之前,必须首先观看颜真卿是怎么说和怎么做的,就是要先学习颜真卿的做人。只要胸中有颜真卿那样的浩然正气,一管小小的羊毫也足以“气吞强虏”。


那么我觉得所以古代书法的那种精神性,最感染人的就是书写者的那个精神性,在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那种激动人心、感人至深,让人千古人同此心的那种东西他们抓住了,我以为那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灵魂,那是中国书法艺术最动人的因素。


书法艺术几乎成为封建文人士大夫生命形式的例子不胜枚举。纸砚笔墨、梅兰竹菊装点起来的生活环境也成为文人书家们追求高洁意境的荣耀象征。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他的《陋室铭》中就曾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理想中的文人生活:“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以陋室的清贫的情境来反衬文人们所追求的精神家园的富贵高雅。正所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说到鸿儒,宋代的大文豪苏轼自然是当之无愧,这位广学博才的大书法家谈及学识修养和书法的对应关系时,这样说到,“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书家如果学识浅薄、见识狭隘、学问不足,其书法是不可能达到尽妙程度的。


苏轼本人就是中国书法史上最富有浪漫个性和学问文章之气的书法家,他诗词文赋、书画音律无所不精。他的书法既有阳刚之美,又有书卷之气。苏轼广博的学识造就了他那种气吞万里的胸襟气度。观苏轼书法,就不由使人联想到他那“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恢弘与豪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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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春中帖》 约1092年(元祐七年)


书法艺术发展到了今天,它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幅幅令我们无限追思和景仰的笔墨宝卷,更重要的是留给了我们一笔沉淀千年的思想和精神财富。站在它的面前,我们应该感到无限的欣慰和幸福,因为每当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我们都可以随时去瞻仰去体会那份古朴优雅和那份博大深邃。


无论是勤学苦练的求索,还是心手两忘的抒怀,无论是浪情恣肆的狂放,还是温文尔雅的内敛。中国书法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已经经过漫长的积淀代代相传,浸透在了民族久远的血液之中。透过那变幻万千的点线形式,我们似乎看到了那种沉浸于笔底,洋溢于案头的生命存在。


书法艺术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的发展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书法创作成为书家心灵世界的展现,传统文人们自觉地将书法纳入“正人心”的轨道,书法就成了地道的身心修养、人格完善的过程。虽然作为实用性书写工具的毛笔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中国艺术瑰宝的书法却保留了下来,它那独具的神韵、百读不厌的气质,至今依然令人倾倒、令人陶醉。千年书法的历史不仅仅是这独一无二的艺术形态的流传史,伴随着文人们的笔墨纸砚流淌千年的毫无疑问应该是那千古不变的翰墨精神。

《千年书法》 第2集 -《至尊书圣》


▋▎《千年书法》之《至尊书圣》解说词


陕西礼泉县的昭陵,唐王朝的一代英主李世民就埋葬在这里。千百年来,文人们对昭陵可以说达到了魂牵梦萦的程度。他们惦念的仅仅是埋在这座陵墓里一张写着字的纸。就是这张纸,人们对它的渴慕之情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它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书法作品《兰亭序》,作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东晋书法大家王羲之。


央视纪录片《千年书法》1—4集(合集配《千年书法》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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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兰亭序》


贞观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672年,唐太宗病危,临终时他召见了太子李治。太宗说:“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愿。”“吾所欲得兰亭,汝意如何?”作为儿子的李治听到父亲这样的请求,面对着一个就将离开这个世界的老人,李治的心情一定是复杂的。据史书记载,唐高宗李治也非常喜爱收藏书画佳作。而王羲之的《兰亭序》,恰恰是天下最值得收藏的稀世珍宝。李治这时候一定意识到,太宗皇帝强调“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愿”,就是用“诚孝”来警示他:如果不把《兰亭序》作为陪葬,即是不孝。唐太宗在临终时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可见《兰亭序》在他心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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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兰亭序》神龙本


望着父亲期盼的眼神,李治把《兰亭序》装入玉匣之中,亲自放在了太宗皇帝的面前。这可以说是一个儿子对父亲的承诺,又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对另一个书法爱好者的理解。


《兰亭序》就这样作为陪葬品埋入唐太宗的昭陵,“天下第一行书”从此长眠于地下。

王羲之,字逸少,因为他为官曾做过右军将军,所以后人又称他为“王右军”。王氏宗族在朝廷中有着显赫的政治地位,王羲之从小就受到深厚的书学熏陶。稍大些后,他便跟随卫夫人学习书法。卫夫人,名叫卫砾,是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少年时代的王羲之并没有显现出过人的才华,《晋书》记载他,“羲之幼纳于言,人未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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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画像


成年以后,王羲之开始离家远游,遍访北方名山大川,瞻仰临摹名家名碑。多年以后,他曾这样描述这一经历:“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这是一种自责,更是对自己的一种否定,这么多年学书,只是囿于一门一派狭窄的空间,真是在浪费光阴。但王羲之毕竟有着超拔的才华,他改弦更张,“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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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夫人书法


1600多年前的某一天,当王羲之乘坐的小船离开江南,向着北中国进发的时候,他也许意识到了,他的书法之路将会发生重大的转变。但他一定没有意识到,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转变,竟然深刻地影响了在他身后延续千年的中国书法发展方向。


两汉至魏晋时期,崇尚书法的风气非常盛行,帝王士大夫皆以善书为荣。据东汉赵一《非草书》中记载,世人“游手于斯,专用为务”,就是说书法成为了世人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这四句话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人们沉浸于学书中的热情。只有不为功名而仅为自娱,才会让整个社会对书写迸发出这样的热情,才会使书法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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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钱事帖》


在当时,世俗学者、官宦人士中也有不少是精通佛道、崇尚隐逸的人,从王羲之和当时一些高僧的交往来看,至少,王羲之在精神上对佛教所提倡的清华雅淡的境界是认同的。王羲之不喜欢做官,《晋书》记载,“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这样的官位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朝廷还是频招,也就是说在留着位置等着他。这种诱惑在历朝历代,都是不能不让人动心的。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王羲之内心世界的狂傲。世俗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王羲之这里坍塌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魏晋时期,王羲之等名士的作为能够被后人归纳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骨”,成为后世文人追求的一种人生风范。


文化学者肖云儒:“这样最典型的,我从背景上来谈有两个,一个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这都是好酒、嗜酒、行为乖张、狷介,不与世事同流合污,就是拿现在来说,非常地异类、另类、酷。你看刘伶他不是,他喝酒到什么程度,后面拿一个棺材抬着跟着,我什么时候喝死了,你就地就埋了。他说天地是我的房子,房子是我的衣裤,他不欢迎的人来了,他说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就是非常乖张,跟社会对立,自由性格。但是就这种人最后在唐墓里边,魏晋这个墓里边有他们的画像石,表明那个时候社会上很认可他们,觉得你另类好,就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王羲之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说由外向内、由动向静、由粗犷到精细,整个审美风格转移的这个历史时代王羲之诞生了。”


当时的扬州刺史殷浩向来看中王羲之,多次劝他出来为国家效力。王羲之被感动了,担任了右军将军,会稽内使。但文人毕竟是文人,他不知道自己只是被当作一块招牌摆在了那里,还以为是有了挥舞的天地。为了不甘心自己只是被搁在一个闲职的位置上,王羲之多次请求去当时的军事重镇宣城,但殷浩没有答应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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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李治 《玄堂帖》


王羲之生性敏锐而高傲,这段为官的经历,不能不让他去重新思考自我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那么,他思考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史书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但也许从一个叫做兰亭的地方我们能够找出一些答案。


从绍兴城向西南的兰渚山下,有一座幽雅别致的古典园林。相传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曾在这里种植兰花,所以人们就把这里称作“兰亭”。东晋永和九年三月三日,也就是1600多年前的那个温暖的春天,王羲之和友人谢安、孙绰等41人,在这里流觞饮酒,赏谈赋诗。


这一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放眼望去,“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大自然是那样的自足圆满,自由活泼,生生不息。他们围坐在曲水之畔,将酒杯置于水中,任其随水漂流,酒杯到谁的面前,谁便饮酒赋诗。不然,罚酒三杯。


虽然没有丝竹伴奏,但喝一杯酒,吟一首诗,也足够畅叙衷肠。在这草长莺飞的暮春时节,诗人抬头看到的是广阔的天空,低头看到的是万物的繁茂,大自然以其生生不息的广袤坚定着王羲之对自己生命方向的判断和选择:身在无拘无束的自然怀抱之中,心情才是最舒畅的。何况人生有涯,天地无限,宇宙生机中又包含着多少玄妙需要用心去领悟才能参透呢?王羲之说“信可乐也”,这是多么值得快慰的时刻呀!


在兰亭聚会的那天,据说王羲之喝了很多酒,他终于醉了。《兰亭序》共书三百二十四字,每一字都被王羲之创造出了一个生命的形象。特别是二十多个“之”字,更是无一雷同,各具独特的风韵。唐太宗赞叹它“点曳之工,裁成之妙”。


宋代书法四家之一的黄庭坚称扬说:“《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入意。”


明朝《永乐大典》的主编解缙说:“右军之叙兰亭,字既尽美,尤善布置,所谓增一分太长,亏一分太短。”


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写道:“右军《兰亭序》,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


王羲之在世时,其书法作品就“声华四宇,价倾五都”。由于上至皇帝,下到百姓都以王羲之的书法为珍贵,以至于就有人专门模仿他的书法赚钱,可见他的影响之大了。唐太宗李世民对《兰亭序》真迹爱不释手,于是诏命书法大家临摹《兰亭序》,我们很难推测李世民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动机,也许他是想通过对《兰亭序》的临摹来检验一下那些书法爱臣与王羲之的差异高低,也许他已经想到要将《兰亭序》带入自己的坟墓,故而复制,以求流传呢?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都是唐代的书法大家,现在传世的王羲之《兰亭序》的唐代临本,就是出自他们的手笔。


在有关《兰亭序》的各种临摹本中,唐人冯承素的摹本据说是最接近王羲之《兰亭序》原貌的。人们之所以这样认为,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冯承素是宫内专门从事摹写名家书法的人,和其他几位书法大家相比,人们相信他会更加拘泥于原作;其次,他的方法是先钩轮廓再填墨,所以人们认为不会失真。冯承素的这件《兰亭序》,因卷首有唐中宗神龙年号小印,被称为《神龙兰亭》。


李世民曾亲自撰文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述了玄奘和尚西天取经的盛事。皇帝的文章当然应该流传千古,可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按照当时的办法只能是刻在石头上。可是又有谁的字能与天子的文章相匹配呢?只能是书圣。只有书圣的字才能与圣上的文章相得益彰。可是书圣王羲之作古已经250多年了,怎么办呢?由于取经是一件佛教盛事,于是长安诸寺院便委托弘福寺的怀仁和尚来办这件事。怀仁和尚从内府借得王羲之书迹,从中逐字寻找,然后描摹下来,以求丝毫不差。据说怀仁在集字过程中,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不得已,他奏请朝廷昭示天下,谁能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一千金。这就是成语“一字千金”的典故。书家写字要求一气贯之,字与字之间都有安排照顾。集字则不然,需要在若干个同样的字里选择出最适合的字出来,排列组合。这个过程,需要花费的心血可想而知。


怀仁是一个 “能文工书”的和尚,他呕心沥血,历时整整二十四年,终于完成了这项使千百年来学书王羲之的人无不收益的浩大工程。《圣教序》至今仍然是学习王羲之行书最好的范本字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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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


将王羲之推上书圣地位的关键人物是唐太宗。在唐修写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时,李世民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写了一段御评,这就是《王羲之传论》。在《王羲之传论》中唐太宗写道: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武则天,这位被人熟知的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还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她还是一位书法家。她曾刻意习练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先祖二十八人书迹捐献入宫。武则天下令弘文馆分十卷摹勒拓印。由于当时的年号是万岁通天,因此这部聚集了王氏一门几十位书家作品的摹本,被称为《万岁通天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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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摹王羲之一门书翰(又称万岁通天帖)全卷


中国画研究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梅墨生:“中国的古人有这么一个习惯,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尊一个圣人,王羲之占有了这么一个地位,就说明他集古今之大成。他在东晋时代,收书了东晋以前中国书法的个体演变的历史,他对书体的演变做了一个总收书,做了一个新体的自我的创造,所以他开启了一代行草书,当然也包括楷书,主要是行草书,历代的书风的这么一个大的门户,可以说是正统的门户。中国历代,中国人在任何领域都喜欢讲正统,王羲之实际就是正统中的典范、楷模、圣者,就是尽善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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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慈行草书《柏酒帖》


自唐以后,王羲之的书法一字千金,其实,即使在王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王羲之的墨宝也是千金难求。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王羲之他的之所以不可超越性在于两点,就在于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人的觉醒就表明了个性重于一切,自己的人的思想、人的精神重于一切,只有按照自己我心写我手,我手写我字,才可能形成自己的东西。


第二点呢就是,魏晋时期人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可以说当时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你想想嵇康痛苦,阮籍悲惨的命运都可以看出,竹林七贤几乎没有几个有好的下场,可以看出来。那么王羲之也处在这个时代当中,所以他在五十三岁的时候,他辞官不再做官。而是,他认为只有一辈子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书法才可以完成自己一辈子的宿命,所以他是把命,把整个自己的精神投注在书法上,所以构成了他的书法的高峰。


央视纪录片《千年书法》1—4集(合集配《千年书法》解说词)


王羲之行书《姨母帖》


最后,我们不得不说:“王羲之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天生之才。”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从《晋书》这段文字的记载中,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王羲之隐逸以后的生活。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愉。以至于发出这样的感慨“我卒当以乐死”。


央视纪录片《千年书法》1—4集(合集配《千年书法》解说词)


王羲之草书《初月帖》


唐太宗把王羲之的《兰亭序》带进了昭陵,而武则天则在自己的陵墓前立了一块石碑,如此高大的石碑,上面竟然连一个字也没有,后人称这是“无字碑”。武则天的书法研习“二王”,按理说对文字应该是有感情的,可为什么在她陵墓前的这块碑,却无只字片语?只留下茫茫的一片空白呢?难道说,她认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无法用文字表达?或许是出于对文字的恐惧而不敢有所作为?又能是什么呢?不管怎样,有《兰亭序》为伴,也许会让这位酷爱书法的人在冰冷的地下同样能够感受到一些温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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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行楷《廿九日帖》


人们常说纸寿千年,也就是说,纸能历经千年而不损,果真是这样吗?我们真希望能是这样。那么就让我们想象一下吧,假如有一天,昭陵那座巨大的墓门被打开之后,那幅1600多年前由王羲之亲笔所书的《兰亭序》重见天日的时候,那该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


《千年书法》 第3集 -《热血书家》


▋▎《千年书法》之《热血书家》解说词


湖南的祁阳是一个不为常人所知的地方,这是由于它的偏僻。然而在书法家们的眼中,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值得崇敬。因为这里和一个伟大的名字颜真卿联系在一起,1230多年前镌刻在摩崖石壁上的书法作品《大唐中兴颂》至今还被人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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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大唐中兴颂》摩崖整拓宋本


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前,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大唐王朝面临土崩瓦解的危险。安禄山率领的叛军接连攻城掠地,直逼长安。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洛阳沦陷,潼关失守,随着叛军的步步紧逼,唐玄宗狼狈出逃。行至途中,军队中长期对宠臣杨国忠的不满情绪爆发,将士们甚至采取了极端手段,逼迫唐玄宗不得不把杨国忠的胞妹贵妃杨玉环勒死在马嵬驿。


安史之乱前后历时七年,大唐江山也数度岌岌可危。当叛乱终于被平定,满天的乌云散去,天下重归太平,自然可喜可贺。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于是由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结撰文,盛请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颜真卿作书,在山崖之下留下了千古名篇《大唐中兴颂》。


颜真卿的书风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他的书风是一种钟鼎坐堂、正大光明,丰厚、雄浑,气势非常大,当然里边也有刚烈。但是颜真卿他其实又有另外一方面,他融会各家,他真草隶篆,他能把前朝的各种东西融会。他所首创的那种叫做中锋行笔,逆笔启动、中锋行笔,那种藏头护尾的风格,都吃墨很深了,所以显得非常的雄浑有力。这个当然跟盛唐之音是有一种直接的关系,可以说是盛唐之音的一种符号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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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颜氏家庙碑》局部


颜真卿传世碑刻中经常自署“琅琊颜真卿”。古代所说的琅琊,就是今天的山东临沂。琅琊颜氏在历史上是名门望族,颜真卿的祖上可以上溯到那个因德行好而被孔夫子赞曰“贤哉,回也”的颜回。颜氏一门以诗礼传家,名臣辈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南朝诗人、与谢灵运齐名,被后人称为颜、谢的颜延之、以宣扬儒家传统思想为立身治家之道的《颜氏家训》作者、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等颜姓大儒都出自颜门,和颜真卿血脉相承。颜氏家族在西晋时随宗室南迁到建康,后迁长安。颜真卿公元709年出生在京兆万年,就是今天的陕西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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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颜氏家庙碑》局部


颜真卿,字清臣,透过他的这个名和字,不难看出父辈首先对颜真卿的道德品行方面提出的要求和希冀。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才华横溢的颜真卿考中进士,那一年他二十六岁。


天宝十二年,颜真卿被排挤出京,远赴山东德州任平原郡太守。后人称颜真卿为“颜平原”,即由此而来。平原郡远离京城长安,这里土地贫瘠,民风剽悍。正如边塞诗人岑参《送颜平原》诗中所说:“此地邻东溟,孤城吊沧州。海风掣金戟,导吏呼呜驺。郊原北连燕,剽劫风未休。”摆在新任太守颜真卿面前更为严峻的是,平原郡属心怀二志的奸佞之臣安禄山所管辖,这就为颜真卿日后面临的风险埋下了伏笔。


颜真卿任平原郡太守后,他“废苛政、黜奸小、除奸诡、进忠良”,平原百姓从此安居乐业,道途不惊。为此,颜真卿的好友、唐代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写下了《奉寄平原颜太守》,诗中说道:“皇皇平原守,驷马出关东。银印垂腰下,天书在箧中。自承到官后,高枕扬清风。豪富已低首,逋逃还力农。”表达了对颜真卿造福一方百姓的赞赏之情。


对安禄山的野心,颜真卿有所防范,他悄悄地在平原郡高筑城,深挖沟,收揽丁壮,积储粮草。颜真卿表面上每日以书会友,吟风弄月,尽造假象以化解安禄山对他的防范和疑心。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起兵谋反,叛军所到之处,“河朔尽陷,守令或开门出迎,或弃城匿窜,无敢拒者”。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唐玄宗李隆基束手无策,狼狈不堪,他说“河北二十四郡,无一忠臣耶?”就在李隆基感叹用兵之际,却无有忠臣良将的时刻,他还不知道,颜真卿在山东不等诏令,早已挺身而出,举义讨贼。由于对安禄山早有防范,颜真卿一声令下,所辖的三千人马很快扩充为上万人的威猛之师。


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教授刘守安:“颜真卿被推为联军盟主,统兵二十万,横绝燕赵,军威大震。天宝十五年,颜真卿曾指挥平原、清河、博平三郡,这些都是现在河北和山东一带,与叛军激战取得了重大胜利。”


颜真卿在这场关乎唐王朝存亡的动乱中,大忠大勇,功勋卓著。同时他也付出了失去亲人的惨痛代价。叛军大兵压境,攻打常山城的战斗中,颜杲卿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和他的儿子颜季明一齐被俘。


两年之后,当安史之乱的硝烟散尽,顾不得洗去征尘的颜真卿,就开始四处寻找死难亲人的尸骨。


乾元元年九月,颜真卿安葬了亲人。并设薄酒,祭奠为大唐社稷捐躯的颜季明。此时的颜真卿悲从中来,难以自制,写下了那篇流传千古《祭侄季明文稿》,后人称作《祭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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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祭侄文稿》行草 纵28.2厘米,横72.3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祭侄稿》书写25行,共234个字。祭文情感真切,痛贯心肝,悲壮情怀溢于字里行间。颜真卿面对亲人的亡灵,国难家仇,涌上心头。抚今追昔,感慨万端。


《祭侄稿》开篇从“维乾元元年”开始,可以清楚地看出,颜真卿的心情异常沉重,落笔冷静,书写缓慢,一字一字笔墨饱满,用笔沉重沉着,墨色凝重而近于凝固,似乎在书写过程中还在构思文章所要表达的内容。很快书家的激愤之情渐次高扬,行笔加快,涂改之处、枯墨之笔频现纸上。从“蒲州”二字开始,墨色渐重,笔姿放纵,此后笔势渐次跌宕,可以看出颜真卿的心情越来越不能平静。在“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一处竟连续涂改三次,难以定稿,在笔墨翻飞之间,他想到了与自己手足情深的族兄颜杲卿,难以抑制的悲情跃然纸上。当他写到“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时,字形兀然放大,行笔加重。“手稿”节奏铿锵,音调悲壮,呜咽之声由弱至强,声声入耳。


当写到“百身何赎,呜呼哀哉”,“抚念催切,震悼心颜”时,我们仿佛看到颜真卿老泪纵横,痛心疾首。当 “呜呼哀哉”第二次在文中出现时,“手稿”已经是满篇狼藉,肆意涂抹,无列无行,雷霆轰鸣。对逝去亲人铭心的追念和对叛乱奸佞刻骨的仇恨,使得他无法抑制自己胸中的情感,无法控制手中的这支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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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祭侄稿》,怎能想象颜真卿会把原本一篇普普通通的祭奠文字写得这样奇崛雄健,这样浩气充塞。江河翻涌,山峦崩催,天塌地陷也不过如此。一千多年来,颜真卿的《祭侄稿》不仅被公认为是颜氏行书中的顶峰之作,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作继东晋王羲之《兰亭序》之后的“天下第二行书”。


颜真卿书法的特殊意义在于他“一变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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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麻姑仙坛记》


王羲之确立的书法传统与风貌,从东晋到晚唐四百年来一直延续。历代书法家们虽然各出机杼,但基本上都是继承有余,创变不足。而颜真卿从王羲之那里继承了书法传统的基本原则,在继承的基础上又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革故鼎新的风格转换,创造性地赋予了书法一种崭新的形神风貌,令人耳目一新。颜真卿将魏晋以来的真书和初唐开始的楷书在结体、笔法、形态方面都进一步规范,使楷书成为一种完全成熟的新的书体。


颜真卿的一生活了七十七岁,后人按颜体楷书的发展变化和与之对应的年龄将颜真卿的书法创作划分为小颜、中颜和老颜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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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局部


《多宝塔感应碑》是颜真卿44岁时所作,可以看出,颜真卿此时的楷书仍然是从初唐大书法家褚遂良那里继承而来。从这个时候一直到他五十岁的颜氏书体,被后人称为“小颜”,“小颜”是他初步确立自己“颜体”面目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颜体的继承还多于创新。经过书法前贤张旭的指点,颜真卿欣喜地说:“自此得攻书之妙,于兹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意思是说,我已经得到了学书之法,从现在算起,五年之内,我的楷书和草书必成大器。


中国书协技术委员会委员郑歌平:““中颜”是指颜真卿五十岁至六十五岁之间。他63岁所书写的《麻姑仙坛记》这个碑,颜体楷书已经完全成熟。笔画,结体和布白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面目。至此颜真卿已经是一变初唐以来的那种楷书风貌,这种风貌是,前者侧,后者正;前者妍,后者比较粗壮;前者雅,后者宜;前者瘦,后者显肥;前者法度深藏,后者有法可循;前者润色开花,后者元气淋漓。”


“老颜”一般是指颜真卿六十五岁以后的书法创作,在这一阶段,颜真卿书写了大量的书法作品,颜体从成熟中加以神奇变化,一日有一日之进境,一碑有一碑之异彩。


唐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所立的“颜君神道碑”,因为是颜真卿为他的曾祖父颜勤礼所立,所以后人称其“颜勤礼碑”。宋代欧阳修在《六一集古录》中曾经对此碑专门收录记载。可是这块石碑在北宋元祐年间忽然神秘失踪了,一直到公元1922年,陕西省在修缮省长公署的时候,竟意外地在公署的后院深土地下发掘了此碑。出土的时候,这块代表了颜真卿书法最高艺术成就的碑刻,除了石碑中部断裂,其他部分都铓锻如新,显得神采奕奕。“颜勤礼碑”是传世颜书石刻中保存最为完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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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颜勤礼碑》


宋代大诗人陆游在他的诗中写到“学书当学颜”。这句话也许仅仅是陆游在学习书法时的一点个人体会,却成为后世流传最广的一句学书箴言。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颜真卿被唐代宗李豫封为鲁郡开国公,后人称他“颜鲁公”即由此而来。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李希烈谋反,叛军攻陷了汝州。宰相卢杞乘机铲除异己,加害颜真卿。他向德宗李适(kuo)建议,说李希烈“年少骁将,恃功骄慢,将佐莫敢谏止;诚得儒雅重臣,奉宣圣泽,为陈逆顺祸福,不可劳军旅而服。颜真卿三朝旧臣,忠直刚决,名重海内,人所信服,真其人也。”糊涂的德宗皇帝准奏,着令颜真卿去传圣谕,招降纳叛。


颜真卿受命后“不宿于家,亲党不遑告别”,立即动身,前往许昌。消息传开,举朝震动。有大臣急忙上疏德宗,说派颜真卿去宣谕万万不可,结果只能是“失一元老,为国家羞,请留之”,请求德宗收回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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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自书告身帖》


《中国书法全集》主编刘正成:“颜真卿比别人更明白卢杞的险恶用心,他平静地写好给儿子和家人的遗书,要他们“奉家庙,抚遗孤”,这可以看出颜真卿是抱着赴死的决心去执行这个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西北大学教授李志慧:“果然呢他一到许州,就被李希烈扣留了。李希烈先是向他利诱,让他给唐德宗上书,制造一个李希烈愿意“罢兵马”的假象。又请他做自己的宰相,被颜真卿毅然而然地拒绝了。李希烈恼羞成怒,于是呢又对颜真卿进行威胁,扬言要把颜真卿活埋,或者烧死。而且他问颜真卿,你知道颜杲卿是怎么死的么,颜真卿微微一笑,你知不知道颜杲卿是我的族兄。颜氏一门没有投降之人。于是颜真卿给朝廷写了遗表、给自己写了墓志铭,给自己写了祭文。在这祭文之中,他严正地写道“天之昭明,岂可诬乎!有唐之德,则不朽耳!”。在贞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5年的八月在蔡州就是现在河南的汝南龙兴寺中颜真卿被缢死。”


闻听颜真卿遇害,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半年后,叛将李希烈被自己手下人所杀,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才得以护送回京,厚葬于京兆万年颜氏祖茔。德宗皇帝痛诏废朝五日,举国悼念。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是“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


历代评价颜真卿,首先对他道德君子、忠臣烈士的一生不惜笔墨,给予极高的赞誉。颜真卿一生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天子为臣,最终为唐王朝而舍生取义、杀身成仁。


南京颜鲁公祠,九十岁高龄的当代女书法家萧娴题写了“丹心臣子,热血书家”八个大字,概括了颜真卿的一生。


千百年来,在中国书法艺术的道路上走来多少文人雅士、笔墨书家,而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实践在中国书法史上是有其特殊地位的,他虽然没有戴上“书圣”的桂冠,但在历朝历代书法家们的心中,他足以和书圣王羲之比肩。王羲之以“中和之美”筑起中国书法的第一座丰碑,颜真卿则是以他的“气格之美”树立起中国书法的又一座高峰。颜真卿完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变革,颜体书法创造性地赋予了中国书法前所未有的精神风貌,颜体书法的端庄威重、崇高神圣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颜真卿曾经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里,言晚节末路之难也。”“盖太上有之德,其次有之功,是之谓不朽。”颜真卿把儒家宣扬的道义风范和理想人格通过他的人生实践和笔墨艺术得以形象外化。从颜真卿的书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颜真卿那温良谦恭、磊落巍峨、刚正不阿、忧国忧民的品质和修养。以至于后世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感慨地说:“颜公书人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


《千年书法》 第4集 -《尚意领袖》


▋▎《千年书法》之《尚意领袖》解说词


在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州,最引人入胜的是风光如画的西湖。赞美西湖的诗词汗牛充栋,但是其中最为经典、最为贴切、立意最高、遣词最妙的恐怕是那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直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仅仅28个字,唱出了西湖的一切美好。把西湖的阴晴拟人化地比作美女西施的浓妆淡抹,此诗一出便万口流传。从此西湖又多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西子湖。这首诗的作者就是距今已经900多年,时任杭州太守的苏轼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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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也就是公元一三六年。


赏西湖美景令人大饱眼福,吃“东坡肉”又是大饱口福了。相传杭州百姓为感谢太守苏轼浚湖筑堤、造福一方的政举,“抬猪挑酒”送到苏轼门前。苏轼让家人按他的方法把肉烹制,犒劳大家。百姓们感激苏轼的情意,遂称用这种方法烹制的肉为“东坡肉”。消息传开,城里大小菜馆也纷纷效仿,至今“东坡肉”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在今天的杭州城里,还有很多很多和“东坡”两个字联系在一起的景物,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甚至把他和这座城市联系起来了。


苏轼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在中国文坛上都享有盛名,后人称他们为“三苏”。唐宋散文八大家中,苏氏父子占得其三。中国古代启蒙教材“三字经”中就有:“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说得就是苏轼的父亲苏洵。在苏轼的家乡四川眉山有歌谣说:“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这意思就是说眉山的草木在三苏面前都枯萎了,一点颜色都没有了。之所以这样,原来是颜色全跑到三苏的身上去了。


苏轼21岁时,就与父亲、弟弟一道,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任主考官的正是那篇流传千古的散文《醉翁亭记》的作者、大文学家欧阳修。苏轼的试卷《刑赏忠厚之至论》令欧阳修眼前一亮,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他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个年轻人的不同寻常,感叹道:“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提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这个叫苏轼的人的。”欧阳修为苏轼的才气所震撼,他为大宋朝能出现苏轼这样的才子连呼“可喜、可喜”。在欣喜之余,欧阳修感慨地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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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东武帖》


今天的我们应该为欧阳修900多年前阅卷时的那双慧眼感叹,为苏轼能碰到欧阳修这样善于识才的伯乐感到庆幸,更要为欧阳修“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的高风亮节击节叫好。


书法经过初唐四杰到晚唐的颜真卿、柳公权,才算是彻底完成了楷书的成熟过程,楷书的创作也发展到了尽善尽美的阶段,同时也进入了法度森严的阶段,形成了唐朝“尚法”书风。


从唐末经过五代十国到宋初,“尚法”书风一直沿袭下来。有法可依固然使得书法有了规矩和标准。但是,书法毕竟是人类精神的产品、艺术的创造,过于严谨的法度必然会限制人的创造性。宋初的书坛,缺乏引领时代风气的书法大家。欧阳修认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废于今”,感叹当朝没有可以与前朝书法大家相抗衡的书法家。欧阳修感叹“莫废于今”的局面没过多久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产生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苏轼的出现。


浙江大学古典文献学博士后张传旭:“紧跟着晋唐这样一个文艺繁荣、大师辈出的时代之后,要想在艺术上自成一家,有所突破,那必须独辟蹊径。所以最早是由苏轼提出了尚意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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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芾行书《张季明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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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大书家有一个明显区别于其他朝代的特点,他们的文人修养之高是历代书家所无法比拟的,而苏轼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宋代自苏轼开始,那些著名的书法家,不论他们曾经做过什么官,他们首先认定自己的身份是文人,心态自然也应该是文人士大夫心态。以苏东坡为代表的宋人书法,追求的是以文章才学为根基的个体心性的自然流露,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唐朝以来以书写法度为要义的风气,而将艺术素质作为书法要义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宋朝的文人们更愿意写出属于自己的那份闲情逸致,在书中同样流露出属于自己的率真性情。这也就是“尚意”书风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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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儿子苏过在评论父亲书法时说,他“并无意于以书自名,其书亦不过是其人的那种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而应之手罢了”,这就是说苏轼的书法只不过是他超然物外、意欲“乘风归去”精神的自然流露。苏书那种傲岸磅礴、潇洒出神的风格特征也正与苏轼本人英风逸韵、飘然欲仙的风采互为表里。


唐代大诗人杜甫说:“书贵瘦硬方通神”,这说明当时的人们是非常推崇瘦硬书体的。到了宋徽宗赵佶,更把瘦硬书体发挥到了极致。苏轼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艺术观点,他说:“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明确提出“短长肥瘦各有态”的主张,认为杨玉环和赵飞燕一肥一瘦,但并不妨碍她们都是倾城倾国的美女,只不过她们美的风格不同罢了。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在唐以后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可是北宋对外,处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军事威胁下。对内,大大小小不同的政治势力结成朋党,新旧党争从来就没有间断过。神宗皇帝也有心改变这样的局面,于是变法求新的重任落到了宰相王安石的肩上。


27岁的苏轼怀有一腔报国的热忱,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是苏轼的谋划与王安石的设想存在很大的差异。例如,王安石提出要改变法制,苏轼却初生牛犊不怕虎,公然上书皇帝说:“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失于任人,非法制之罪也”。王安石要变法科举,苏轼又上《议学校贡举状》,再次反对王安石的主张。


苏轼的文章诗词在社会上深得人们喜爱,不仅市井百姓喜爱、文人士大夫也喜爱。


皇帝不喜欢他这个人,但是对苏轼的诗词文章也是爱不释手。因此,苏轼的文章诗词流传很快、很广。他完全忘记了还有那么多双仇恨的眼睛在盯着他,没有想到危险就在身旁,必欲除掉他而后快的人无所不在。


元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079年,对苏轼早就心怀不满的一些人摘取苏轼词句中的句子加以分析后上奏皇帝,说苏轼“衔怨怀怒”、“包藏祸心”。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捕,押解京师。史书记载了当时的情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好在京城替苏轼说话的人很多,加之仁宗皇后也亲自出面求情,苏轼这才获赦出狱,发配黄州。


苏轼的《久留帖》


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文化研究所教授叶培贵:“黄州是苏轼这一生比较特殊的待过的一个地方,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这个职位实际上是个虚的,主要的任务是反省自己的错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他在这里面其实过的是相当的不痛快。那么来到黄州以后,他想起了白居易的一首诗,叫东坡种花诗。当时白居易也是因罪被贬,写下这首诗的。两个人的情境非常的相似。所以他就取了东坡作为自己的号,称做东坡居士。”


“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他因言惹祸,结案后被贬到荒僻的黄州,也不得不为温饱奔走道途。他叹他自己:“自笑平生为口忙。”放逐的生活使他的思想和文风发生了变化。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望却营营,夜阑风静縠(hu)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寒食帖》是苏轼被贬谪黄州第三个年头的三月初七写下的两首诗。因其第一句是“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后人称其为《黄州寒食诗帖》,这是苏轼存世作品中最为精彩的代表作,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三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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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墨迹素笺本,横34.2厘米,纵18.9厘米


苏轼在《黄州寒食诗帖》中情感波澜起伏。前七行书家的心境还比较平和,书写中规中矩,结字以扁平为主。随着情感逐渐向激越过渡,用笔也逐渐沉着痛快,字形出现正斜交替变化,用笔无拘无束,率意奔放。书到后面,越发恣肆挥洒,特别是“哭塗穷”这三个字,字形猛然放大,突兀地出现在读者眼前,产生了令人心惊胆战的视觉冲击力。随着“死灰吹不起”全文戛然而止。


《黄州寒食帖》的书法艺术语言运用得炉火纯青、恰到好处。凝重与流动、豪放与平和,有机地融为一体。如果我们再把作者所表达的心境和书法综合起来观看,一幅日暮途穷,“断肠人在天涯”的场景会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读着这样的文字,一股悲凉之气,充塞胸襟。在手稿的结尾作者并没有落上自己的名款,仅“右黄州寒食二首”便草草结束了。这在苏轼传世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可以揣测苏轼的心情,在这个暮春季节,面对连绵不断的淫雨,外面到处是一片泥泞,一片萧瑟,书家病后初愈,面对空灶湿柴,冷清之极,遥望家乡,云路隔断。看不到出路,看不到希望,此情此景,令人不忍卒读。


央视纪录片《千年书法》1—4集(合集配《千年书法》解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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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局部


苏轼作为宋代书坛“尚意”书风的开山之人,终其一生推崇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推崇二王书法的“绚烂至极,复归平淡”,王羲之那种不激不励、平淡深邃的书法风格是苏轼心中的最高典范。而苏轼对唐代书法整体上评价并不高,认为唐人一味追求形式,缺乏新意。“尚意”书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于唐代“尚法”书风都是一种背叛或者说挑战。


但是,在他需要明确指出一个他心目中最好的书法家时,苏轼却偏偏没有提及书圣王羲之、也没有提王献之。而是出人意料地把这个惟一的选择献给了唐代的颜真卿。在唐代书家中,苏轼惟对颜真卿情有独钟。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体评价时,他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


他认为杜甫的诗、韩愈的文、颜真卿的书法、吴道子的绘画至善至美,能达到他们的程度,天下所有之能事,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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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归园帖》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刻书圣王羲之却没有进入苏轼的法眼呢?


《中国书法》杂志社编辑部主任朱培尔:“是因为他在书法标准之外,更看重颜真卿的人格魅力。在苏轼的眼中,颜真卿其实是最符合儒家道德传统的正人君子,这个方面他占的比重非常大。宋朝人论书往往把书品和人品联系起来,苏轼也是赞成“书如其人”、“书为心画”的观点。”


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赵煦登基。小皇帝年方九岁,由祖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是反对变法的。她对苏轼的才华颇为赏识,于是重召苏东坡回京。在政治漩涡中浮沉起落的苏轼这一次迎来了他仕途最光明灿烂的一幕。


高太后垂帘听政,给保守派东山再起提供了条件,他们纷纷要求废除王安石变法,彻底恢复旧制。但是这时的苏轼已经不再年轻了。他认为对变法应该留利去弊。这自然又引起动荡,于是有人将他比做第二个王安石。这一次不但改革派反对他,保守派也开始反对他。或许是看到自己的处境又一次陷入艰难,苏轼心灰意冷。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苏轼贬谪惠州。绍圣四年,又是一纸贬书飞来,苏轼再次被贬海南的儋州,真正是到了天涯海角。


央视纪录片《千年书法》1—4集(合集配《千年书法》解说词)



苏轼《京酒帖》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驾崩,即位的是宋徽宗,许多流放边地的大臣接诏内迁,苏轼也在其列。在天涯海角度过四年艰难时光、已经年过花甲的苏轼根本没有想到此生竟还能活着回去。回首多年的经历,苏轼情不自禁,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回师北归途经琼州海峡时,苏轼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件书作《江上帖》。《江上帖》用笔雄健,结字精美,章法自然,表现出他睥睨一切的气概和“人书俱老”的境界。后人从笔迹中可以看出,苏轼写此帖时用笔已经出现颤抖,这是垂暮的病态显露。


央视纪录片《千年书法》1—4集(合集配《千年书法》解说词)


苏轼《江上帖》又称《邂逅帖》,9行,58字。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苏轼写下《江上帖》三个月后,他便与世长辞了。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终年六十六岁。据东坡先生墓志铭记载,苏轼去世的消息传出,“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与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jie)出涕”。


在苏轼去世一年后,朝廷对苏轼的态度突然转变,皇帝颁旨,严令禁止苏轼的诗集文章,捣毁刻有苏字的石碑,销毁苏轼的书法作品。


苏轼在诗中写道:“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他认为只有胸中万卷诗书,才能够笔下通神。苏轼是中国古代最先提倡提高书家知识修养的人,他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主张书家从对书法形成的依附中解放出来,书家的学识修养直接决定他的书法境界。黄庭坚评价苏轼:“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胸中有书数千卷,则书不病韵”,这就解答了为什么苏轼书法“无一点俗气”的问题,苏轼书法中所充盈的文章学问之气,淋漓尽致地从笔墨之间散发出来,这种浓郁的文人气息,自宋以来,一直影响了中国书法艺术道路900多年,直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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